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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来源:国家文物局   2020-05-06 15:04:18  

(按时代早晚排序)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南京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社江


  秦岭是中国南北自然与人文地理过渡地带、分界线,被誉为“中华龙脉”。深入开展该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在秦岭地区开展了持续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发现旧石器遗址400余处、旧石器20余万件。2017年以来,为弥补秦岭中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发现的短板,研究团队在汉中盆地开展了洞穴专项调查,于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新发现了疥疙洞遗址。由于遗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018-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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疥疙洞遗址航拍远景(西-东)

  发掘1×1米探方27个。发掘中有效融合了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将文化层与水平层相结合,在文化层内以5厘米为水平层进行发掘,尤其关注不同文化层之间的人类活动“地面”信息。开展了旧石器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地层年代学、动物考古、数字考古等多学科研究,力求更加科学和全面地获取遗存信息。

  遗址地层堆积厚约1.6米,分13层,第①、②层为近现代堆积,第③-⑩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第⑪-⑬层为自然砂砾层,第⑬层以下为基岩。旧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三组:

  第一组为第⑩-⑨层,深灰黑色粉砂,夹大量灰岩碎屑。出土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100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工具多见以石片为毛坯的小型刮削器。距今约10万年(光释光测年数据,以下同)。

  第二组为第⑧-⑥层,深灰棕色粉砂,夹少量灰岩角砾。出土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1400余件。石制品600余件,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凝灰岩砾石;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工具多见以石片为毛坯的中小型刮削器,其次为尖状器。距今约7-5万年。

  第三组为第⑤-③层,浅黄棕色粉砂,夹较多灰岩角砾。发现人类活动面1处、石器加工点3处、火塘2处;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第⑤层下发现有1处火塘,位于洞口处。人类活动面位于第④层下,具有明显的踩踏面,活动面上见有石器加工点、火塘以及集中分布的碎骨堆。在原生地层中出土2枚早期现代人牙齿化石,分别发现于第④层和第③层;另在早年被人工搬运至洞外的、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堆积中筛洗发现少量人类牙齿和头骨残块。石制品1500余件,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凝灰岩砾石;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工具大多以石片为毛坯,多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状器,偶见重型刮削器。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熊、狼、最后鬣狗、黄鼬、豪猪等20余种,其中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距今约3—1.5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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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堆积单位代表了三期文化遗存。各期石制品面貌基本一致,均属小石片石器工业系统,石器加工技术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总体呈现出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特点。

  疥疙洞遗址是近年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非常关键的新突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

  第一,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距今10—5万间的关键考古资料。

  第二,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地点中包含文化遗物者极少,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有距今3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还发现有丰富的、共生关系清晰的小石片工业系统的石器,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第三,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四,出土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

  总之,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对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栖居方式、行为方式、石器工业面貌、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环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发掘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饶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李有骞

  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总面积40余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于1958年,1971年、1980年和1991年曾做过小规模考古工作。2015-2017年和201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饶河县文物管理所连续发掘,总揭露面积1,600平方米,取得了黑龙江流域考古研究历史性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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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墓葬出土的玉环  邓聪/摄

确认五支不同时期新的文化遗存

  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17,000-13,000年,发现5,000余件打制石器和珍贵的早期陶片,石制品以两面器和大量石片为主,陶片火候较低,夹砂,内外表面有压印草痕。这与1980年在小南山南端山崖下发现的“猛犸象屠宰点”同时,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更新世末期乌苏里江流域史前猎人活动的立体画面,也为俄罗斯境内探寻近百年的奥西波夫卡文化找到了直接源头。

  第二期文化遗存以相距75米的两片墓区、总计50余座的土坑竖穴墓为代表。依据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结合获得的7个14C测年数据(其中2个为人骨样品),确定该期遗存为距今约9,200-8,600年。墓坑大小不一,长250—70厘米不等,人骨保存不佳,随葬石、玉、陶器。墓葬之上方均有封土积石,其积石的方式有所不同:南部以单体封石为主,即每座墓葬各有自己的积石封墓;北部则以整体封石为特点,所有的墓葬都被压在同一石堆之下,仅直径5厘米以上的石块就有13000余个,最大者近200公斤,总重量达14余吨。巨大而持久的劳动力投入,反映出小南山先民充盈的社会能量和生生不息的传承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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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墓区积石堆近景

  第三期文化遗存约距今4700-4500年,是由10余座半地穴房址组成的村落。目前仅发掘房址1座,出土器物主要为平底筒形罐,陶器表面纹饰繁缛,以细密篦点纹为底,上加划蜗旋纹,其文化特征与俄罗斯境内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相同,这是在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此类文化遗迹,扩展了该文化分布的南界。

  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遗存分别属于西周中期和西汉时期,遗迹均为半地穴房址。根据地表所见考古现象判断,总数在20座以上。其中有3座房址经过发掘。有限的出土器物表明:第四期文化遗存以颈部饰折线纹的陶壶为代表;第五期文化遗存以素面陶壶为特征。两者在我国境内此前从未发现,在俄罗斯境内也只有零星的线索,小南山的发掘为这类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提供了经验。

发现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

  近几年在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玉器120余件,加上以往发现总数超过200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尤其玦饰、玉管、璧飾等,对其后的东亚玉器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玉器上多见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此为目前世界最早的发现,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砂绳切割技术后来成为红山、良渚玉工的主打工艺,奠定了中华玉器文化早期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础。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饰物中,软玉占半数以上,在玦、环、匕等重器中比率更高。小南山人对温润而泽软玉的重视跃然于物上,将其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性意味,重玉轻珉的观念已经形成。世界人类社会两大最高核心价值体系分别为:西方黄金、东方玉器。前者形成于六千多年前,后者迟迟未有定论。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二、三千年之久。

将黑龙江和东北史前考古推向新阶段

  在小南山遗址发现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存,跨度15,000余年,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该遗址所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话的能力,改变了东北亚史前考古以日、俄学者为主导的被动局面。

  小南山遗址墓地布局紧凑、形制复杂、极具规模,在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遗存中十分罕见。这为探讨全新世早期气候温暖时段,中国各地区史前人群的适应模式、人口构成和社会状况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小南山遗址诸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一脉相承,稳步发展,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爆发力。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的强势崛起找到了历史逻辑,证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项目负责人:孙周勇

  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结构清晰,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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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工作区域

  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发掘地点分别位于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

  东护墙北段上部 本次清理长度约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墙7~8阶,高度8~15米。护墙阶与阶之间相叠,并有宽度不等的退台。靠近台顶的石砌护墙高达5米,往台底部位,墙体变矮、层阶增多。局部墙体有多次修葺增补的现象,部分墙面上密集分布着纴木。

  发掘之前,这一区域主要被来自皇城台顶部的弃置堆积覆压,弃置堆积内出土了陶、骨、石、玉、铜等各类标本4万余件,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这些遗物大部分是皇城台在使用期间的生活垃圾。其中,以骨针数量超过1万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器—簧,形制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成层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动的20余件陶鹰,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钺、环等玉器,锥、刀、环等铜器以及海贝、象牙、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无不彰显着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质。

  门址 位于皇城台东侧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铺石坡道、内瓮城、主门道等组成。广场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侧墙根处墙面发现两件玉钺,当系铺设广场地面时有意埋入。内瓮城平面呈“L”形,下连南墩台、上接主门道。主门道为横“U”形的“回廊”,由两侧石墙上发现的对称分布的壁柱槽推测,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也是登上台顶的最后一道“关卡”。门址一带出土的遗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画残片为主。

  皇城台门址形制完备、结构复杂,除与外城东门址同样具备强烈的防御色彩外,外侧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对后世都城门址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型高台建筑基址 沿门址内的坡道向上攀登,可达皇城台台顶。台顶发现一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大台基,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砌护墙包砌。据残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体高度当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根据地表石块分布及石墙走向推测,大台基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相当,总面积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南护墙最高处残高约4.5米,在其外侧另有一道石砌夹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两者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与皇城台门址地面相连。

  截至目前,大台基南护墙共发现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筑于南护墙墙面上、1件矗立在夹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夹道内的南护墙倒塌堆积中。依其形制可分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类;雕刻技法以减地浮雕为主,兼有少量阴刻和圆雕;图像内容可分为人物、动物、“神兽”、符号等。关于这些石雕是否“旧物新用”还是处于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目前尚不能确认这些石雕是否来自皇城台上比大台基更早的高等级建筑,在建筑毁弃后被重新砌筑于大台基石砌护墙墙面上?若是,则不排除这些石雕来自一个台顶之上更加辉煌的神庙类建筑,而这一变化形成的原因,则或由于石峁上层发生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宏伟的建筑被推倒,废弃的建筑材料被重新砌筑在修葺之后的大台基之上。抑或石雕最初就是砌筑于大台基护墙墙面上作为带有特殊寓意的特殊装饰?上述可能,尚待更多的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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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细部

  从图案主题、表现手法及绘制技艺等方面来看,这些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我们认为,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项目负责人:秦岭 曹艳朋

  平粮台城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大朱庄村西南,1980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现并发掘,是中国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曾激发了中国考古学界关于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热烈讨论。2014至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城址进行了系统勘探、调查与发掘。

  六年来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揭露和确证了平粮台龙山城址的正方形形状与对称城门结构;发掘并复原了城内的“中轴线”布局、完备的排水系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并出土一系列反映多元文化影响的高等级遗物。

布局方正、中轴对称、规划严整的城址

  系统的考古钻探和数字化记录分析结果显示,平粮台城址平面形状为正方形,城内长宽各185米,城内使用面积约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宽度,则城址占地总面积约5 万多平方米;若再包括外侧城壕,长宽大致各310米,面积近10万平方米。

  平粮台城址的南、北、西三面各有一城门,基本居中,东城门可能遭晚期遗存破坏无存。城内中轴线位置发现一条南北向的干道,两端分别对应南、北城门,垫土为细密的白色细沙土,宽约6-7米。根据南城门内外道路和城内中部道路的路面堆积层位可知,这条中轴干道从建城之初一直延续使用至龙山时期最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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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布局图

  城内布局以南北道路为中轴,规划有序。经大面积揭露,确认了多排东西向布局的高台式排房。最初的房屋在生土上统一规划建造,一般先垫筑纯净且厚达几十厘米的首层房屋垫土,再以土坯为原料平地起建。排房前后间距15米左右,室外活动面基本串通相连;每组房屋的门向均朝南,布局规整统一。单排房屋东西延续60余米,接近中轴线止。后期排房逐渐向南北两侧扩展。每排房屋由3-4组多间房组成,所有单间规模均较为一致。

布局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

  为解决城内排水,高台排房和道路外缘均分布有纵、横向的排水沟。2019年在长排房址西部发现一组原址保存的陶排水管,东西向埋设于长排房北侧室外坡脚,与居住区边缘有意开凿的南北向水沟联通,水沟另一侧即为中轴线道路。

  南城门附近新发现两组龙山时期的陶排水管道,节节套扣,构思精巧,纵向穿过城墙基础。每组排水管道皆有一定的坡度,城内高于城外。城内沟渠或洼地有进水口,城外通过沟渠排向外侧的壕沟。陶排水管和纵、横连通的沟渠共同构成了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

年代最早的车辙痕迹

  在南城门内早期道路上,还发现了车辙痕迹。车辙宽0.1-0.15米,深0.12米,最明显的一条长达3.3米。其中一组基本平行的车辙间距0.8米,为“双轮车”的车辙印迹。该段路向东延伸并转弯向南,连通中轴道路,直通南城门。

  经打破道路遗迹堆积物中有机质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这些车辙痕迹的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这很可能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相比,将我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出土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高等级遗物

  作为豫东地区重要的龙山时代区域中心,平粮台城址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要遗物。

  南城门附近第二期道路垫土中发现的玉冠饰残片,形状和加工特征与后石家河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物近似。排房室外堆积中,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龙山时期陶碗,表面刻画有对称的复杂兽面纹,与长江流域的玉器纹饰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颇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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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期玉冠饰残片

  城内发现有四具完整的用于祭祀的黄牛。牛肩胛骨还被用于占卜。此外,使用牛骨制作骨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黄牛是龙山时期才进入中原的家畜新品种,其在平粮台城址的大量发现,对研究起源于西亚地区麦作传统下的黄牛如何融入中原地区传统的粟黍农业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平粮台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特点,无疑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排水系统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绝佳材料。平粮台城址出土的各类遗存,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间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戴向明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遗存。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遗存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遗存较密集的区域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该区域东南部存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经勘探可知,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存在内、外两重环壕,壕内面积分别为1.2万和6万平方米,局部探沟解剖显示其形成年代很可能在二里头到二里岗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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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吴壁遗址东部发掘区航拍图(上为北)

  2018年3月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至2019年11月,揭露出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秦、汉、宋等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和最具特色。

  二里头文化时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木炭窑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地面上出土很多铜炼渣、残炉壁等,与冶铜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其中包含大量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风管,以及石锤、石砧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此坑旁边有一座规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一经烧烤过的圆锥形壁龛,或许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距这组遗迹不远处发现一组木炭窑,窑中部为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居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为出入通道。这些迹象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铜作坊,使用木炭炼铜。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火灼烧过的壁龛,房内堆积中出土很多铜炼渣。灰坑形制多样,其中多数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铜炼渣或残炉壁等冶铜遗存。已确认两座残存底部的冶铜炉,在其中一座冶铜炉下发现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应与铸炉炼铜的祭祀仪式相关。两座冶铜炉之间有很大一片活动硬面,串联起多个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在遗址中南部发现一处窖穴集中分布区,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出十余个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袋形窖穴,可能是当时仓储区之所在。该区域还发现一座深逾15米的水井,井壁上可见排列整齐的脚窝。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甗、蛋形瓮、敛口瓮等;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有鬲、甗、大口尊、盆、深腹罐、豆、簋、蛋形瓮等。两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石器主要有锤、杵、砧等,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敲砸矿石或炉渣用的冶铜工具。两个时期皆出土了少量残断的陶、石范,所铸应为一些小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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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灰坑中出土的铜矿石

  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间,主体落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我们选择矿石、炼渣等出土标本进行了实验室科技检测,检测内容包括冶金遗物的产品属性、成分信息、微区形态以及特征元素等,结果显示本遗址的冶金产品为红铜,所用铜料为未经焙烧的富硫氧化矿石。

  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应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发掘出土的种类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的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结合我们近些年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相关工作和学术界其他成果,可以肯定本地区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所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从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此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这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陈国科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持续续开展了“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了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草场和旱峡玉矿遗址。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位于马鬃山镇西北约20公千米的河盐湖径保尔草场,面积约6平方千米,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玉矿遗址。地表可见矿坑、房屋、防御性建筑、石料堆积等遗迹383处,整体沿矿脉走向呈西北至东南向分布。2011-2017年发掘面积54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124座、灰坑112处、石料堆积43处。可见中原汉文化和骟马文化两类遗存,年代为战国至汉代,碳十四测年为390BC至60BC。

  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位于马鬃山镇东北寒窑子草场,面积0.5平方千米。2014年调查确定矿坑、石料堆积、防御型建筑等10余处。各类遗存依东西走向矿脉分布于山体两侧。该遗址文化面貌与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基本一致。

  旱峡玉矿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三危山后山,西北距敦煌市约68千米。遗址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1000米,面积约3平方千米。2015年调查确认玉矿矿脉三条,确定矿坑、岗哨、房址等各类地表遗存188处。2019年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房址、矿坑、岗哨等12处,其中地面石砌房址1座、半地穴式房址5座。早期为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年为距今4000至3700年,晚期为骟马文化遗存,年代早于径保尔草场玉矿骟马文化遗存。

  三处玉矿遗址均为由防御区、采矿区、选料区等组成的采玉聚落址。矿坑多为顺山体开采形成的近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的浅坑,口大底小,矿坑周边堆积大量的石料。防御性岗哨位于山顶,房址、选料区多位于山体两侧近底部的缓坡上。呈现出山体顶部岗哨、中部矿坑、底部房址和选料区的分布特征。旱峡玉矿房屋分布较为疏散,以单间半地穴式为主。而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房屋分布较为集中,整体呈圆形,可划分为多组,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以半地穴式为主。三处遗址所见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多呈方形,有单间和套间两种,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由柱洞、门道、储藏坑(台)、土台(炕)、操作坑(台)、灶台、地面等几部分组成,部分操作台上有砺石。多数房屋存在改变形制、多次使用的情况。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玉料、石料、皮革、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等。陶器主要为生活用器,石器多为采矿、选料的工具石锤、砺石,也有少量的生活用具如石刀、纺轮。相比旱峡,径保尔出土有较多的铜、铁器,铜器主要有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武器以箭镞为主。铁器有武器镞、矛、剑、刀及工具斧等。玉料多为山料,有少量戈壁料,颜色有白、青、青白、黄、糖色、青花等,其中黄白玉和青玉比较常见,颜色饱和度偏低的黄白玉最为特征。玉料主要矿物为透闪石,玉化好的样品透闪石含量95%以上,品质好者透闪石含量更达99%以上。玉料具有柱状变晶结构-纤维交织结构,其中柱状变晶结构和纤维交织结构混杂出现者常见,致密细腻玉料的透闪石颗粒在5~20μm左右,部分粗粒的达20-100μm,玉料的折射率1.61~1.62,平均相对密度在2.9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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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峡玉矿玉矿遗址出土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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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玉料

  三处玉矿具有典型的接触交代大理岩型玉矿成矿的特征,可以划分出R型和P型两种完整的成矿系列,是研究和解剖接触交代大理岩型玉矿成矿的理想地区。其发现为北山及祁连造山带软玉成矿研究及找矿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为寻找该地区潜在的古玉矿遗址提供了借鉴。

  旱峡玉矿等遗址直观呈现了自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至骟马文化晚期、西汉早期这近2000年间甘肃西部地区透闪石玉料开采、利用的景象。科学检测分析显示,山西下靳遗址的玉器玉料来自于敦煌旱峡玉矿,径保尔草场玉矿是徐州狮子山玉器玉料矿源之一。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随州市博物馆  曾都区考古队

  项目负责人:郭长江

  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枣树林墓地与近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均属于义地岗墓群,后者发现有曾侯、曾侯、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贵族墓群。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可分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墓葬均为东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每组北部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大墓外围。

  曾侯墓葬至少应为七鼎六簋,夫人墓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铜器2000余件,其中铜礼乐器近600件,除曾公求夫人渔墓外的其他4座曾侯及夫人墓出土不同组合的编钟共88件:曾公求编钟34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7件、钮钟13件;曾侯宝编钟被盗仅存15件,其中镈钟2件、甬钟13件;曾侯得编钟20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6件;曾侯宝夫人芈加编钟被盗仅剩钮钟19件。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条件较好,在现场文物保护手段的支持下,较为完好的清理出棺椁、漆器及兵器杆柄等有机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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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0(曾公求)编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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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5(曾公求)车坑出土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一、枣树林墓地发掘的三组侯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诸侯级墓葬,填补了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对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三组曾侯墓葬在布局和年代上都与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衔接,整个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排列整齐,体现了周文化墓地特征和曾国葬制的传统。

  二、墓地年代较早的墓葬随葬器物形制大体与周原地区相近,较晚的墓葬随葬器物已有很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说明在春秋中期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为探讨曾、楚、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春秋中期曾国乃至周文化体系青铜礼器的变革、构建南方青铜文明意义巨大。

  三、青铜礼乐器铭文反映了极其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

  1. 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堵”、“以長辝夏”,可与传世豳公盨、秦公簋、叔夷镈的“禹”“夏”铭文相印证,反映了春秋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对“禹”和“夏”的共同认知,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2. 芈加编钟铭文“余文王之孙”等,涉及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可与曾侯编钟铭文“稷之玄孙”、“左右文武”对照,从铭文记载的角度辨析周代从“稷”到“文”、“武”的世系,为建立曾国世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文献资料;

  3. 芈加铜器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等,充分证明曾即为随,从而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曾随之谜”画上了句号;

  4. 曾夫人渔墓出土铜鼎铭文“唐侯作随侯行鼎”,为寻找唐国提供了新线索,同时为研究周王朝体系下的曾国和唐国交流提供新的材料;

  5. 编钟铭文“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政(征)南方”,为研究周王朝开发南土提供了新材料;

  6. 曾公求编钟铭文“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阳”等,对研究曾国地望提供了新线索;

  7. 曾公求编钟铭文中出现了“玄镠”、“黄镈”、“鐈膚”等系列贵重金属材料的名称,对研究冶金史和材料史具有重大意义。

  曾国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存世阶段,从国君到中小贵族的墓葬、中心区域遗存都有揭露,曾国成为商周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作用和意义。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田小红

  石城子遗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地处天山山脉北麓山前丘陵地带。北与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相连,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2014~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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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米高空俯视石城子遗址

  石城子遗址经调查勘探确认由城址、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三部分构成。城址位于遗址东部一座突出的山嘴上,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东、南以深涧为屏障,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城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380、东西宽28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城墙夯筑,基宽约8~9米、残高可达3米。城墙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角楼1座,北墙上有马面2座。西墙外约10米处有护城壕。城门1座,位于西墙中部。由门楼、门道、墩台、回廊、散水及门塾等组成,门楼应为依托墙体及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结构。

  城内西北筑子城1座。东西长200、南北宽100米。城内通过考古发掘清理出房屋37间,房屋依地势呈阶梯状布局,彼此间以巷道通连。墙体多为土坯垒砌或夯筑。房顶为两面坡结构,上覆青瓦,椽头饰云纹瓦当。城内还见灶、灰坑、车辙、散水等遗迹。

  出土遗物以灰陶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筒瓦、板瓦尺寸较大,壁面饰绳纹、布纹、席纹等纹饰;瓦当当面多饰云纹或几何纹。生活类器物及兵器较少,质地有陶、铜、铁、石、骨角器等,个别陶器刻有“马”、“宋直瓮”字样。钱币为五铢钱。

  窑址类手工业作坊和墓地位于城西。现发现陶窑3座,墓葬10余座。陶窑依山坡于生土中掏挖而成。平面呈马镫形。由前室、窑门、窑室(含火膛、窑床)和烟道四部分组成。窑室内出土砖、瓦、瓦当、陶碗、陶罐等与城内所出同类器物相同,表明其是采用中原传统技术和装饰母题在本地制作。

  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二层台墓和竖穴偏室墓三类。出土遗物有束颈罐、绢、金箔、料珠、五铢及羊距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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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当

  发掘工作中十分重视多学科合作,环境考古、电(磁)法物探、遥感、动植物、土壤等专题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运用三维建模、考古资料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全面提取和保存发掘原始信息。

  经过6年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主要获得以下四方面成果:

  第一,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典型器物层位关系明确,在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断代上具有标尺意义,对于深化新疆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定石城子遗址即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军政事务,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48年,西汉在今吐鲁番盆地始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务,分戊校、己校分驻天山南北。东汉明帝时,遣西域都护陈睦驻乌垒(今轮台地区)、己校尉关宠驻柳中(今吐鲁番鲁克沁),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地区)。公元75年,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引兵以拒匈奴。石城子遗址考古发现与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 

  第三,石城子遗址位于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孔道上,控扼天山南北往来交通的关隘,建制上严格遵循汉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为深入研究新疆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两汉时期军政建置体系及边城规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四,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其考古成果对于阐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历史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王鹏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2公里处,分布于泉沟周边的山谷地带。一号墓修建于泉沟北侧300米处一座独立山丘的东侧斜坡之上。2018年9月-2019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安排部署下,在海西州委州政府、乌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

  泉沟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侧室构成。墓道大致为东向(78°),前半为斜坡,后半为梯道,总长约11米。墓圹平面大致为方形,长10、宽8、深10米。填土中距地表5米深处埋葬有一殉葬武士,仰身直肢葬式,腰佩箭囊,肩侧有木弓遗迹,足部有殉葬羊骨,身下及周边铺设大石块为葬具。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的木椁结构,顶部用柏木封顶,主室封为三层。墓顶上堆积1米厚大石和0.50米厚的石子封护。前室砖墙和后室柏木墙表面均绘壁画,剥落较严重。前室墓门侧壁画内容为仪卫图,残留有执旗和牵马迎宾侍卫,其他壁面原绘有狩猎、宴饮、舞乐等内容,但损毁严重,顶部描绘各类飞禽走兽、祥龙飞鹤。后室四壁绘有进献动物、帐居宴饮、汉式建筑、山水花卉等内容,顶部绘日月星辰、神禽异兽、祥龙飞鹤等图像。各室门框上彩绘宝相花图案。前后室内中央各立一根八棱立柱,表面彩绘有莲花图案。前室地面铺土坯,后室铺砖。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内容。人骨堆积散乱,可见至少2具骨骸,推测应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丝织物残片、嵌绿松石金银带饰、铜筷、铜饰件、铁器残块、漆木盘、陶罐残片、玻璃珠、粮食种子和动物骨骼等。

  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长1、宽0.90、高0.89、厚0.6米,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木箱下铺有粮食种子。鎏金王冠前后各饰一对翼龙,两侧各饰一立凤,后侧护颈饰双狮,周身镶嵌绿松石、蓝宝石、石榴石、天青石珠等,内衬以丝绸,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见是墓主人最为珍视的、兼具神圣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杯有四曲杯体和方形圈足,装饰富丽,技艺精湛,融合唐朝、中亚和吐蕃之风于一体,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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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室东壁仪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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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

  泉沟一号墓在几个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是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尤其是吐蕃统治时期,并不流行这类墓葬装饰形式,显示了该墓葬的与众不同之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多见彩绘木棺,而中原内地多见无彩绘的漆棺,这也是两个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形式。由于制漆技术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制作大件漆器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暗示了该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级别。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由此也可以推知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历代王冠极少出土,均被盗扰严重,或保存极差难以复原。墓葬内暗格的独特设置,可见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为公元8世纪。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处青海丝绸之路战略要冲,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亚之门户。吐谷浑统治时期和吐蕃统治时期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孙键 崔勇

  “南海Ⅰ号”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

  然而,整体打捞后沉船保存环境的不断改变及沉箱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承重能力受严重威胁等原因,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进行考古发掘及相关保护。经多方努力,2012年即开始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2013年底“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2015年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

  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整,船型扁肥,船艏平头微起翘,两侧船舷略弧曲,艏艉部弧收,具有一定的型深,但艏艉部分受损残缺,舵楼等上部建筑、日用生活物品和舵杆、桅杆等断裂散落,右后部微倾斜下沉。残长约21.91、最大船宽约9.87米。左右两舷侧板为多重板搭接结构,主要为三重板结构,左船舷强力甲板或称舱面甲板结构保存较好,船内各隔舱板也有不同程度暴露,已发现14道木质隔舱板,舱壁板上部残损,下部保存较好,共13道横向隔舱。在隔舱间还存在以舵、桅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道首尾纵向小隔舱和货物隔板。沉船部分隔舱间保留有舺板痕迹,还有保存较好的桅座以及厚重的桅面梁、舵孔等结构。从已发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判断,该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发掘提取的文物种类丰富,主要有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同时还包括反映埋藏环境与沉船关联的大量海洋生物残骸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留物。截止至2019年,共发掘文物近18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其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艏至船艉各船舱舱室内主要为码放整齐的各类瓷器,部分舱室上部码放铁锅和铁钉,各舱货物品种分布及装载具有一定的规律。船货构成丰富,瓷器种类、样式、窑口等在原来出水发现基础上更加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大部分产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为南宋南方瓷器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年代性质明确的标准器,一些器形较为特殊的外销瓷器、浓郁异域风格的金饰品和剔犀、剔红漆器等更加值得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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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元宝”铜钱(C06c①: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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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褐彩长颈瓶 (T0402②:0080)

  “南海Ⅰ号”沉船发现的铜钱中最晚年号为南宋早期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宝”款,还有据相关金页、银铤及瓷器推测该沉船应属南宋中晚期。其后又发现一件德化瓷罐上有“癸卯”年墨书,南宋淳熙癸卯年为1183年,此后至下一个癸卯年前的六十年间,南宋王朝还有十个年号,皆未发现相关铜钱或纪年文书,可推测该沉船出航应在1183年。恰又与福建“九日山”1183年石刻遥相呼应,其中关联有待考究。 

  “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南海Ⅰ号”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在此优越发掘条件下,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Ⅰ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全面提取揭露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衷,同时也对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这都是两代人多年努力与成就,今天的成果足以告慰水下考古初创者与“南海Ⅰ号”第一任领队——俞伟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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